李德，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那个外国智囊。这位共产国际派驻我党的军事顾问因是红军长征队伍里极少的几个外国人之一，又出席过遵义会议而蜚声全球。李德不只是一般的军事顾问或驻华代表，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度直接掌握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初期遭到的重大损失，负有直接的责任。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积极推行者和决策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化名叫奥伯特·李德和华夫。一九○一年，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青年时代加入德国，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一九二六年因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被捕，监禁在柏林莫比特监狱，两年后在德共的营救下越狱成功，接着很快被转送到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由于他在德军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很快晋升为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一九三二年初，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随即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经西伯利亚、满洲里、哈尔滨，于秋天到达上海，住在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几天以后，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取得联系。在上海时，他曾与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相识，并通过史沫特莱搜集的材料，对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有了粗略的认识。

　　一九三三年春，临时党中央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先后离开上海革命根据地，李德主动提出也要到苏区去，中央上海局立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此时王明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夏天，中央上海局接到共产国际命令，派遣这位德国人、年轻的军事代表去瑞金，以便在那里就地提出咨询意见。上海局立即着手安排李德赴苏区的一切准备工作。

　　一九三三年九月底，李德以旅行者的身份乘一艘英国海轮离开上海，经过一夜航程到了汕头。在这里，李德根据预先约定的暗号，与化名王牧师的我保卫机关联络员董健吾见了面。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带着李德乘车到达潮安县城。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李德经董健吾的安排，悄悄地上了一条小木船，董健吾就匆匆离去了。我地下交通员请李德平躺在狭小昏暗的船舱内的一床草席上，盖上舱板，任凭小船颠簸起伏，沿着呼啸的韩江河水上溯，途中多次遇到岗哨上船盘查，都被我交通员机智应付过去。整整过了两天三夜，船到了埔北（青溪）。李德趁着月色，从舱板下爬出，拍去身上的灰尘，上岸与红军派来的武装交通员接上头。交通员们簇拥着这位身材高大，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用毛巾遮掩着的外国人，白天在树林里睡觉休息，夜晚有时骑马，有时步行，翻山越岭，沿着坎坷不平的山路行进，经过了两天两夜，终于通过了敌占区的永定、陶坑，平安地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李德是唯一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的欧洲人。

　　由于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又是外国人，党中央和军委对远道而来支持中国革命斗争的李德都很尊重， 很重视，立即给他配备了翻译、警卫员、炊事员和饲养员，在军委驻地沙州坝附近选择了一幢环境幽静，周围都是水稻田的房子，供他办公和居住。为了确认和保证他的安全，房子周围戒备森严，红军内部都把李德住处称为独立房子。同时，在当时苏区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在生活上给他优厚的待遇。李德嗜好抽烟，凡是打仗缴获到和白区弄来的香烟，也都优先供给他享用。李德喜爱骑马，常在晚饭后和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们一起骑马到附近乡村跑一趟。

　　李德到达瑞金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当时红城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不久，是一个只二十六岁的青年学生，既未学过任何军事知识，又毫无领导战争和革命的实践经验，面临着一下子担负领导全国革命和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确实有些束手无策。原在上海就已相识的李德突然到来，博古如获至宝，马上请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还负责对部队的训练和后勤组织等工作。

　　当时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绝对服从的。特别是博古，对共产国际更是言听计从，不顾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和真实的情况，一切唯国际马首是瞻。博古授予李德全权，打算通过李德来加强自身在领导指挥上的威望。这对李德来说，不啻如鱼得水，忘记了自己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命令的权力，更把离开上海时尤尔特一再嘱咐的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忠告抛到九宵云外。

　　十月初，在独立房子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等。在会前，经博古介绍，李德与第一次见了面。这次会议小结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经验，对慢慢的开始的反五次围剿战争要采取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进行过程，名曰讨论，其实就是李德开始发号施令，把欧洲打阵地战的经验和苏联红军的军事条令，硬搬到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战场，贯彻到创建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去。

　　由于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从未认真分析过战场的真实的情况，一人躲在屋子里凭着简单粗略的地图指挥作战，用比例尺从图上量得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决定战斗的兵力和时间，这种主观主义的瞎指挥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虽经红军战士英勇奋战，还是常常因遭到不应有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军攻占了黎川城。对敌人马上就要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李德在军事上仍不作准备。十月七日，红军在洵口与敌遭遇，经我红军浴血奋战，歼敌一个师。此战本是初战胜利，而李德却被暂时的胜利所陶醉，强令红军采取全线;，趁此收复黎川城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贸然于十月九日至十三日令红三军团进攻敌二十四师守备的巩固阵地硝石。一战不胜，又令红五军团进攻敌十一师守备的坚固据点资溪桥，又不胜。此后，红军只得辗转在临川、黎川、金溪地域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等三个条件，实行联合。在这对我十分有利的形势面前，李德却对博古说：蔡廷错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蔡是小军阀反对大军阀，因此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正如周恩来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同斯诺谈线;我们本来是能够成功地和福建合作的。但是由于李德和上海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这样做，反而撤退了，在瑞金附近对蒋介石集结的部队发动了进攻。这使蒋介石能够迂回包抄十九路军的侧翼并消灭了他们。

　　第十九路军失败后，蒋鼎文在福建就任东路剿共总司令，反转过来集中全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于是敌对我合围之势遂成。

　　一九三四年一月，李德列席了在瑞金举行的我党六届五中全会，开始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据了高位。

　　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就在李德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失败后，又不根据战争发展的真实的情况，犯了战略指导上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错误，要红军分兵把守，堡垒防御，搞短促突击。一九三四年三月，敌军占领建宁、泰宁地区后，集中兵力于北线，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苏区北面门户，而后再直捣我根据地中心。这时，红一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组建了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上李德成了总司令。他俩亲上前线，指挥保卫广昌的战斗。此时，从各方面看来，……李德已经在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这样，李德不仅取代了朱（德），而且排斥了周（恩来）。四月十八日，敌军开始沿汝水两岸在十华里的正面上采取堡垒战术和交替前进的方式向广昌进犯。红一、三、九军团在李德具体指挥下，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战术，在四十华里的战线上，与敌激战十天，虽然红军作战英勇顽强，给了敌人一定的杀伤，然而因战略指导的根本错误，小胜无补大局，终于在二十八日失去了广昌。

　　广昌战斗是李德到苏区后第一次亲自指挥的较大的战斗，也是李德不根据中国真实的情况瞎指挥作战的一次很典型的战例。就在战斗停止的当天，李德和博古在前线约见红军战场指挥员彭德怀和。对这次约见，彭德怀曾经作过精彩的叙述：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怎么样做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就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就没有一次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丝毫没有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遭受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下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拚消耗。敌入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涧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就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若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彭总对李德的瞎指挥，怒斥得何等痛快淋漓！李德虽然大为恼火，但他知道彭老总不好惹，只好说彭总是封建脑筋。

　　由于博古迷信洋教条，继续庇护对战争失败负有很大责任的李德，关系着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然把持在李德一人手中。一九三四年五月，李德用华夫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一文，竭力为他们错误战略战术方针辩护，继续鼓吹短促突击。李德为强制推行其错误的战术方针，在党内、军内实行专制主义，搞宗派，大大发展了惩办主义。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节节失利，部队不断减员，李德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一筹莫展，可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自己不仅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迁怒于人。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总参谋长、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等部队高级指挥员都因对李德的战略战术不满，发生过争论，于是有的被军事法庭判了刑，有的被革职调离，有的被绑进了国家保卫局。李德这种粗暴蛮横、独断独行、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和作风，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极其典型而又罕见的，造成党内、军队内部人为的严重危机，这也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给李德作翻译的伍修权曾深有体会地说：他（李德）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其实就是统帅，是太上皇。后来也说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而具体推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正是这位凌驾在党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李德。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瞎指挥下，终不能打破优势敌军的残酷围攻。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被迫突围西进，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后，李德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从骄横跋扈又变为惊慌失措，命令红一、三军团各在左右，红五军团殿后，掩护着中央纵队及骡马辎重缓慢地向前移动。这种消极防御作战行军，使队伍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十二月十一日，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过了湘江防线攻占了湘西南的通道县地域。这时，红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殊死战斗中，已由三十万人减员到三万人左右，笔直的行军路线，使蒋介石察觉红军欲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调四十万兵力，妄图在半路上一举围歼我军。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提出应立即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中央负责同志的赞同，然而李德却不顾红军面临与优势敌军决战的危险，坚持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并认为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对李德一意孤行，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制定新的作战方针的错误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连博古这时也认识到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可见李德已孤立到什么程度。为了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党中央和军委不顾李德的竭力反对，命令红头向贵州前进。李德的指挥棒不灵了，他头顶上的军事权威的彩色光圈，在我党高级干部一致觉悟下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但李德这时仍然掌握着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通道转兵后，摆在红军面前的道路仍然是艰难困苦而又遥远的，许多指战员一边行军，一边议论党和红军的前途。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向黔北进军途中，忧虑地对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李德轰下台。经过、王稼祥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不同程度认识到，不能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了，应尽快把这位红军头上的太上皇轰下台，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让出来指挥部队，红军才有可能摆脱敌军的围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红军到达乌江地域，李德等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歼灭蒋介石的追击部队，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候场举行会议，对红军的战略问题和近期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 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使红军摆脱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否定了李德的错误主张，并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对李德拥有的最高指挥权作了组织上的约束。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一举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在老城红军总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与会同志以大量事实，着重分析批判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和长征出发后在军事指挥方面所犯的一系列 原 则错误，特别是红军指挥员们，通过你自己在战场的切身体会，对博古、李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总司令朱德在会上指出：党中央负责人排斥对红军的领导后，完全依靠李德来指挥，弄得丢掉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牺牲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表示：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革命到底。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指出，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 不 过问的事，李德都要横加干涉，使指挥员不能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指挥作战，失去了许多有利于我的战机。彭德怀、等同志在会上均指出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不灵活，一味强制部队机械地分兵把口，搞短促突击，致使红军行动失去机动性，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造成痛心的重大伤亡。军团首长们对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指出，很多意见和建议在前线是不敢提的。甚至根据战场真实的情况变动了军委的部署而打了胜仗，也吓得睡不着觉，怕与军委意见不同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怕机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扣上来。与会同志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大胆地说出了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意见，个个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把李德轰下台已是大势所趋。李德自己也有所感觉，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门口，……他完全象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一些什么道理。……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经过充 分 讨论，根据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决定增选为，分工负责军事；并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过去，党中央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令下举行的，而遵义会议不仅不再接受共产国际派驻我党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还对这种严重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为挽救濒于绝境的党和红军，断然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解决中国革命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复杂问题，是中国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它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李德在遵义会议终于被轰下台来了。斯诺曾说：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全世界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开始恢复了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北进。党中央根据李德自己的请求，让他随红一军团行动，这是为了可以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不久，李德又被安排在中央纵队，随部队四渡赤水河，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在此期间，李德曾经出席了党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底，李德到红军大学任教，随、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行动。九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开始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一天凌晨，李德匆匆到红大党总支书记莫文骅住处，急忙告诉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关注注意李特（红大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引者注），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防备他整你。莫文骅当即把红大教师和学员迅速集合起来，趁天还未亮，整装待发。就在这时，李特骑马赶到，向着红大学员队伍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煽动从红四方面军来学习的同志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学员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德突然疾步上前，拦住李特，三言两语就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两人用俄语吵了起来，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同志。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同志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由于李特不肯 去 见，两人情绪越来越激昂，拉扯着纠缠在一起，李德骂李特是流氓，而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这就是红军北上途中许多老同志记忆犹新的二李之争。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对同志们的批评缺乏认识，不承认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可是在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他是拥护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当时在场的彭德怀也说：……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放回一方面军当干部。李德能够与张国焘的心腹李特作斗争，说明李德同存心搞分裂的张国焘、李特是有区别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党中央为了研究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也着重深入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相应作出了三项组织决定，李德被任命为编制委员会主任；、邓发、蔡树藩、李为委员。

　　李德随着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走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迅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六盘山，于十月中旬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年夏天，中央决定在保安县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李德在这所设在石洞中的大学课堂里，向红军高级指挥员讲授兵团战术，并帮助训练红军骑兵。李德除了教学训练之外，仍然喜欢一人孤零零地住在山顶上的一个窑洞里。他也是个艺术鉴赏家，藏着许多拉瓦尔德布西等的唱片，他又是苏区内非中国文字印刷物的每一行的阅读者。他的最合群的行动，是和他的朋友打网球、玩纸牌戏。李德在经过两年多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后，深有体会地对斯诺说：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一九三九年夏天，李德奉共产国际命令，与赴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同乘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经兰州、哈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塔什干，飞往莫斯科。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停滞时间最长的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国际驻我党有正式名义的最后一名外国人，离开了延安。

　　李德回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批评了他在中国所犯的错误，被分配在出版单位做翻译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一所学校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在苏联红军中任职，负责一个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九四八年他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马克思列宁研究所主要是做翻译工作，把苏联的政治、文学著作翻译成德文，并任该所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

　　一九年，李德顺着国际逆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以谁的名义说话？》一文，攻击中国，诽谤主席，开始为他在遵义会议受到的批评作翻案的舆论准备。一九六九年，李德再次积极努力配合国际大合唱，连续在《地平线》周刊发表了《从上海到延安》一文，借写回忆录，不同程度地歪曲史实，攻击我党，反对等同志。一九七三年，李德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后，把原回忆录整理加工成书，以《中国记事》作书名，由德意志民主共和迪茨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记述了我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我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抗战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中国记事》用了较大篇幅为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辩护，强词夺理，夸大客观原因，特别是对遵义会议取消他最高军事指挥权耿耿于怀，把在延安向斯诺谈的心里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德在该书中还打着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招牌，用直接参与了近七年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历作炫耀资本，为自己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灾难开脱罪责，这只能表明他已是心劳日拙了。